黑龙江省县域旅游地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文章立足国外县域旅游地的管理实际,深入研究其在旅游地开发建设中的做法及管理经验,结合黑龙江省县域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借鉴国外县域旅游地管理的成功经验,对黑龙江省县域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看我国县域金融体系的重构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持，县域金融供给不足就会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县域金融供求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就如何重构县域金融体系，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持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于优化我国政府级次的构想

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设有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自治州、地区)、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五级政府。随着构建公共行政、程序行政和责任行政为主体的"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这种"金字塔"型的政府级次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减少中间层次,扩大管理幅度,构建扁平化的政府级次势在必行,即将五级政府扁平化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三级政府。     

浅论县级区域旅游优势与发展——以湖南省桂东县为例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由于旅游经济的特殊性,不同的区域在规划时一定要与当地的经济协调发展。湖南省桂东县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这个新生商机的出现更需要正确引导激励,积极拓展其发展空间。县级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少数民族贫困县旅游产业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

旅游业是被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是被国务院确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宣恩县为科学谋划本县旅游产业发展,推进宣恩积极融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加快武陵山区休闲娱乐之都建设步伐,通过对该县旅游基础的梳理以及对条件相似的河南省栾川县、重庆市武隆县旅游业发展模式、经验的学习,总结出该县发展旅游产业的必然性,并积极探索适合本县旅游业发展的路径。     

“一带一部”定位下湖南县域经济升级发展思考

通过分析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探索 “一带一部”新定位下县域经济升级发展的战略思路,初步提出县域经济升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两型”示范区建设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四个方面。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余江县179份交易案例

[目的]确定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为科学评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价、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全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79个交易案例,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因素的贡献率。[结果](1)农村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乡镇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到客运站距离、到国道的距离、教育设施;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到客运站的距离、到国道的距离。(2)社会经济因素、区位交通因素和公共设施因素对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69. 0%、20. 4%和10. 6%;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对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52. 8%和47. 2%。[结论]总体上与国有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存在共性规律,但存在部分因素与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规律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估价不宜完全套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思路。     

县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测度及决定 ——基于中国1 820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 820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估计要素弹性，进而测度县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同时构建空间误差计量模型对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结构红利占县域GDP总值的444%，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35%。劳均资本、劳均土地等变量对结构红利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结构红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区县党委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实践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区县一级党委政府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了积极实践,但也还存在保障水平不高、顶层设计不善、部门协同不力、社会参与不够等突出问题.从重庆九龙坡区的实践来看,我国区县党委政府要深入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践,必须坚持系统抓好经济发展、提升战略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强化科学统筹四个方面的工作.     

Do city–county mergers in China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unicipal mergers have become a worldwide phenomeno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primarily advanced to exploit economies of scale. While most evaluations of municipal merger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t is rare in the literature to explore how such mergers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policy experiment of city–county mergers (che xian she qu)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04. Using comprehensive datasets at city, county and firm levels,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the merg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depends on local endowments related to agglomeration force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We further verify that improv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fter merger are potential contributors to the positive merger effects.